与此同时，那些尚难以被归入《立法法》框架的授权改革试点，更是急需授权明确性原则的规制。
为了进一步明确商业领域的范围，压缩实践操作中的模糊空间，从2018年3月起开始正式实施的全国消费者援助计划（National Consumer Assistance Plan）对相当部分的信息作了排除。其中，在行为修复的具体建构上，需要考虑行为性质与主观过错对其所具有的制约意义，在此基础上从公示期限的统一、修复次数的明确、修复方式的拓展以及修复法律后果的确定展开。
信用修复机构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分情形处理：如果异议信息来源于信息的提供单位（信源单位），则需立即通知该单位核查，并于确定的期限内提供书面意见。三、信用修复的功能与制度定位 如果说前文所论述的是信用修复的制度维度，那么接下来探讨的将是信用修复的法理维度，主要包括作为制度载体的信用修复之功能及其在整个信用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定位。第五条规定：省级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可以结合实际工作，根据以下信用修复条件，制定本行业（领域）具体的信用修复认定标准或进行修复：（一）行政处理决定和司法裁判等明确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社会不良影响基本消除。因此，通过管窥信用修复与失信惩戒的关系，大体可以推断出信用修复在信用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定位。因此，尽管失信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但仍应以行为类型为标准对公示期限予以统一。
在立法上，信息修复的申请相较于行为修复而言，应当更为简便。例二，《三亚市法人和自然人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信用修复是在不良信息披露期限内，法人和自然人通过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后，提出信用修复申请，经信用修复机构认定获准停用或缩短失信行为记录惩戒期限，重建良好信用的过程。张翔教授提出，应依据利益相关性基本权利相关性基本权利主体资格损害的存在穷尽救济等具体标准对宪法案件进行筛选，以控制宪法案件的数量，解决该技术性问题。
但从政治层面来看，宪治与民主的矛盾由来已久。那些动辄将法律的民主合法性奉为圣经的学者，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但很显然，运转良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不仅不会弱化党的领导，反而能够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有利于执政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宪法问题，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依宪治国落到实处。因为，民主合法性只是国家组织法的基础，而非国家法律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
在强调国家权力源自人民同意的国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规则选举民意代表，业已成为一种公认的政府组建与运行的合法性方式。通过建立相对完备的过滤机制，能够有效减轻合宪性审查机关的负担。
最近引起网络热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在广泛征求意见过程中，公众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综观我国学界对违宪（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相关研究，对我国合宪性审查所涉法理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对违宪（合宪性）审查背后的法理问题尤其是法理困境（引发持续争论并难于达成共识的法理问题）的探讨，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违宪（合宪性）审查模式的本质，发现其制度缺陷以及可能引发的宪法问题。不过，从法理上来看，任何规范的内在统一都需要一个更基础的规范为支撑。
确然，在我国现有宪法的架构下，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横向权力配置更加强调权力分工原则而非分权与制衡原则，更加注重国家作用的实现而非单纯的人权保障。考夫曼教授将这一特质归结为三项原则，即论证原则、共识原则以及无法避免错误原则，目的在于能够获得一些理性的基本价值认识。在合宪性审查筛选要件中，首先应当明确政治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区分。适用范围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行为展开。
与其他宪治国家一样，建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我国合宪性审查，其发展与完善同样会面对诸多问题与挑战，也同样会存在一定的法理困境与问题。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后，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开始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结束了审查模式上的沙盘推演和相关学术争议。
相较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可见，实践中为了使党内法规的具体内容能够达成与宪法解释的协调一致，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机关可以同人大常委会通过沟通机制对党内法规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一致做出判断，以期增强党内法规的法理效力。
法律实证主义的缺陷是明显的。事实上，民主合法性作为一种事实的说明，只是国家组织法的基础，而非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依据。因此，这一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具有更具政治眼光更强的政策协调性的制度优点，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消解自我审查悖论的作用。相较于制宪行宪过程中的政治协商与妥协，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妥协，通常被淹没在民主合法性的法律教条中，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可见，党内法规是否接受合宪性审查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党内法规的性质是否为法的法理问题，以及一个国家基础规范的统一性这一法理问题。还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如季卫东教授主张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考虑设立宪法法院。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各级党委应当与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等有关方面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与其他国家的违宪（合宪性）审查一样，虽具有前述正当性之法理依据，但也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存在诸如自我审查悖论低度法理化倾向基础规范的统一性难题等法理困境。
最终，美国违宪司法审查确立了如下政治界限：①宪法明文规定应由司法机关以外政治部门予以决定者。如何对该制度实践进行整合，以保持制度的延续性，是合宪性审查制度运行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因此，对政治问题范围的界定，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比如，我国在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前，并非不存在合宪性审查行为，而是存在鸭子凫水式的备案审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合宪性审查的功能。
（二）立法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决断，而非是非对错的正确判断 在规范论思维即规范或规则思维模式下，法律的正当性源自其民主合法性，而民主合法性则是判断制定法优劣的最高标准或唯一标准。虽然违宪（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判断比政府单方面的认定更具有民主性，也更能维护本国的宪法秩序，但对政治问题的频繁审查，会使得审查机关的中立性受到影响。如果脱离宪法的约束，民主合法性就容易陷入法律实证主义的泥潭，成为一项令人怀疑的法律教条。作为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违宪（合宪性）审查与解决政治争议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
但很显然，由于审查者与立法者的合一性，这种制度优势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自我审查的悖论。经验表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可能产生正义的法律，也可能产生不正义的残暴的律法。
相对独立审查原则具体体现在合宪性审查开始前、合宪性审查过程、宣布合宪性审查结果等方面。在没有确立这种制度性限制之前，法律就可能徒具民主合法性的外衣，并可能走向法律实证主义的深渊而无法自拔。
因此，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应当对审查决定予以公开，对合宪与否判断的理由进行详细说明，即在内容上确定、清楚，避免产生歧义的说明，最大程度增强审查结果的正当性，减少社会对自我审查的批评与疑虑。与西方法治国家不同，近代中国的制宪行宪过程中的政治对抗而非政治妥协，更为常见，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下政治妥协的艰难。
美国以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契机，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所建立的违宪审查制度，背后掩藏着的，恰是对民主合法性的深度怀疑。（三）设置正当程序控制和协调机制 基于功能适当原理，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应主要限定在客观法秩序维护而非主观权利救济之上。为防范和化解上述法理困境，应根据中国宪法的实际运行状况，确立相对独立审查的原则，建立合理区分政治行为与法律行为的过滤机制，以及设置正当程序控制和协调机制。但是，形式法治容易导致产生扭曲法律概念的后果。
通过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备案审查工作引起了媒体、学界的广泛关注。显然，要防止合宪性审查陷入政治漩涡与陷阱，就不能审查所有的涉政治性案件。
功能价值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等展开。那些支持违宪审查制度的学者，通常以宪法的高级法属性为解释进路，主张司法审查是以人民的意志对政治家的意志所进行的否决，意在防止代议制民主造成的多数人暴政，因而不存在反多数的问题。
这两种经典制度框架的背后，都涉及反多数难题这样一个法理困境，即由非民选的违宪审查机关对民意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所导致的少数对抗多数的法理困境。将立法活动的根基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好恶观基础之上，虽然表面上会产生民主合法性的假象，实际上却是另外的结果—将法律引向政治：过分依赖民主。
